为解决如何利用数字经济平衡经济发展与碳减排的问题，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展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影响的研究。结果发现其两分支影响不同，该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强烈推荐科研读者阅读。
在当今世界，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日益严峻，减少碳排放、缓解碳不平等，已然成为全球环境保护的关键任务。过去十年，全球碳排放量以每年 1.5% 的速度增长，碳不平等现象突出，这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家庭流离失所、社区稳定受到威胁等。面对如此紧迫的形势，世界各国纷纷行动起来，积极制定各种策略，力求节能减排，实现全球气候治理目标。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过去那种 “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 的发展模式，虽然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却也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大量依赖化石能源的消耗，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之一，减排任务艰巨。与此同时，由于不同地区的环境政策、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人口分布存在差异，中国还面临着碳不平等的问题。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近年来大力发展新兴高科技产业，数字经济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数字技术凭借其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不仅实现了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还推动了数字技术的产业化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但数字经济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其对碳排放的影响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以往的研究大多将数字经济视为一个整体来探讨其对碳排放的影响，却忽略了对数字经济内部不同维度的深入分析，导致无法精准把握各维度对碳排放、碳强度和碳公平性的具体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效果。
为了深入剖析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人员 Yanze Wang、Zhi Su、Xuanye Cai、Jian Yu 在《Heliyon》期刊上发表了题为《The dual carbon emission effects of digital economy: Evidence from China》的论文 。通过这项研究，他们试图解开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之间的 “谜团”，探索如何在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减少的平衡，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经验。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采用了多种技术方法。他们基于 STIRPAT 模型，构建了面板回归模型，将数字经济细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同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选取了能源消耗强度、企业净利润、电力能源消耗强度和产业结构等作为中介变量，深入探究数字经济影响碳排放的内在机制。在数据处理方面，他们收集了丰富的数据，包括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能源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国家税务调查数据库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了细致的预处理，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研究人员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以邮政和电信服务支出作为产业数字化的代理变量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产业数字化有着复杂的环境影响。一方面，邮政和电信服务支出每增加 1%，南宫28官网总碳排放量会增加 0.142%。这是因为产业数字化在发展过程中，其直接能源消耗以及间接活动（如设备制造和废物处理等）会给环境带来压力，从而导致总碳排放量上升。另一方面，产业数字化对碳强度和碳不平等有着积极影响。同样是邮政和电信服务支出增加 1%，碳强度（通过营业收入和总产出两种方式衡量）分别会降低 0.011% 和 0.012%，碳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会降低 0.041。这得益于产业数字化提高了生产效率，优化了资源配置，进而降低了单位经济产出的碳强度，促进了碳排放的公平分配 。
为了进一步探究产业数字化影响碳排放的内在机制，研究人员选取了能源消耗强度和企业净利润作为中介变量。结果表明，邮政和电信服务支出有助于提高企业能源利用效率，增加净利润。在能源消耗强度方面，它在产业数字化影响碳排放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邮政和电信服务支出通过降低能源消耗强度，有效降低了碳强度和碳不平等，同时也部分抵消了其导致总碳排放量上升的负面影响。在企业净利润方面，它同样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邮政和电信服务支出通过增加企业净利润，虽然会使总碳排放量增加，但却降低了碳强度和碳不平等。因为净利润增加后，企业有更多资源投资于绿色技术，从而降低碳强度，同时也增强了企业承担碳排放成本的能力，进而减少碳不平等。
研究人员同样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以邮政和电信服务收入作为数字产业化的代理变量。研究结果显示，邮政和电信服务收入及其占 GDP 的比例每增加 1%，总碳排放量会增加 0.126%。这是因为邮政和电信服务作为信息和物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收入增加意味着相关服务需求上升，而这会带动物流活动、数据中心运营以及通信设备使用的增加，从而导致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上升，凸显了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之间的紧密联系。不过，数字产业化对碳不平等有着积极作用，邮政和电信服务收入增加 1%，基尼系数会降低 0.029。这是因为数字产业化促进了信息流动，优化了资源配置，使得碳排放的分配更加公平。
在探究数字产业化影响碳排放的机制时，研究人员选取了城市层面的电力能源消耗强度和产业结构作为中介变量。研究发现，邮政和电信服务收入的增加不仅会导致能源消耗强度上升，还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在影响碳不平等方面，电力能源消耗强度和产业结构都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邮政和电信服务收入通过控制电力能源消耗强度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降低了碳不平等。而在影响总碳排放量方面，只有产业结构起到了中介作用，邮政和电信服务收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对总碳排放量产生影响。此外，研究未发现数字产业化与碳强度之间存在显著关系。
综合来看，这项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研究人员通过将数字经济细分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两个维度，深入分析了其对碳排放、碳强度和碳不平等的影响，揭示了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之间复杂的内在联系，为该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在政策制定方面，研究结果为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提供了有力依据。基于研究结论，政府可以针对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碳排放问题，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如推动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技术在相关领域的应用，加强对高耗能行业的监管和引导；可以充分利用产业数字化降低碳强度和碳不平等的优势，推动各行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区域间数字基础设施的均衡发展；还可以通过鼓励企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投资绿色技术，实现碳减排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也可以重点推动传统高耗能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低碳发展。
不过，这项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数据的限制，研究使用的数据截至 2017 年，未能涵盖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最新阶段。而且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国，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结构存在差异，数字经济对环境的影响可能有所不同。未来的研究可以纳入更近期的数据，开展跨国和跨地区的比较研究，进一步深入探索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